后记（五）尧年舜日 (第1/2页)

永昌三年十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寒灾席卷了法国和荷兰。
　　
　　正在交战的法国和荷兰在这场寒灾中受到巨大打击，国内谷物价格飞涨至年初时的五倍，两千余万人口忍饥挨饿，仅仅半个月，巴黎街头就发现了因饥饿和寒冷而死去的上万人。
　　
　　作为最大粮食出口国的神圣罗马帝国趁机抬高谷物价格，直接导致了法国、荷兰内部更是每天都有数万人被饿死、冻死。
　　
　　同时，英国的詹姆士二世虽然镇压了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反叛，但多年的战争破坏了农业生产，致使国内物价飙升。
　　
　　十月中旬，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反战情绪也不断升高，这使得反战的托利党被选为新的国会多数派，而法国和荷兰境内的反战派也逐渐占据上风。
　　
　　在这样的时刻下，分驻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的齐国主事分别找到了路易十四、詹姆士二世、威廉。
　　
　　在各处宫殿，这些主事给出了三国执政者一张写满货物的清单。
　　
　　齐国没有做亏本买卖，但齐国也不会像神圣罗马帝国一样卖出昂贵价格。
　　
　　齐国将许多货品在原来的价格上翻了一倍，而这样的价格对于现在的三国来说，无疑是十分低廉的。
　　
　　冬月，齐国与三国分别签订了三份贸易清单。
　　
　　一个月后，齐国将对三国出口三千万石小麦、三千万个罐头，以及五十万斤的红糖、蔗糖和三十万匹白布等商品。
　　
　　这些货物的价格达到了三千五百万两，折合为三国两年的财政收入。
　　
　　不过，三国执政者并不是傻子。
　　
　　永昌四年正月，在齐国物资分批次的运抵中，三国执政者宣称这是高价从神圣罗马帝国和齐国买来的粮食，随后以齐国出口价格的150%进行出售。
　　
　　后世齐国的学者在介绍这段历史时曾评价：“在这场长达一年半的漫长贸易中，三国利用齐国商品来收割本国人民，大量中产跌落到了贫困阶级，而三国贵族则得到了海量的财富。”
　　
　　四月十五日，太子朱怡铉与秦国公李定国从西京港出发返回北京。
　　
　　五月二十六日，船队抵达天津。
　　
　　六月初五，皇帝朱和垠召集内阁、六部、五军都督府官员，对阁位做出调整。
　　
　　七月十二日，左都御史田文镜巡查旧港行省时发现旧港当地有大量隐田，秘密上奏后皇帝调离旧港旧派官员，着田文镜详查。
　　
　　十月，田文镜弹劾前任旧港布政使曾鞏，按察使郑烃，兵马使郭厚渭等旧港一千六百四十七名官员，并列举三人及其同党罪状。
　　
　　经田文镜走访调查，旧港布政使司田亩自乾圣十二年开始便被官员贪墨、隐没，至永昌四年，许多在曾经在旧港任职过的官员都或多或少隐没了大量田亩。
　　
　　十月十七，永昌皇帝朱和垠派秦国公李定国之子李嗣乾前往旧港查证。
　　
　　腊月二十七，李嗣乾上奏永昌皇帝，言过往旧港官员贪污甚重，甚至牵连到了南州官员。
　　
　　永昌五年正月初七，皇帝命田文镜彻查旧港、南州隐没田地数量，并下令将旧港、南州正八品以上大小官员一律下狱。
　　
　　二月，田文镜率官员赶赴南州。
　　
　　二月十七，南州总兵刘铖，兵马使杨崇叛乱，锦衣卫南州卫指挥使吴坚袭杀田文镜，田文镜跳海逃生，“史称刘杨之乱”
　　
　　事情爆发后，刘铖和杨崇对内宣称旧港叛乱，紧闭南州门户的北港（巴马加），以及诸多港口，南州军民毫不知情。
　　
　　此时的南州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人口已经多达五百余万众，军队和兵马司的兵马合计四万余人，加之南州作为大明铁矿石重要挖掘地，因此当地造船厂的数量并不算少。
　　
　　只是刘铖、杨崇高估了自己在军中和南州的威望，更高估了四周人的胆量。
　　
　　同样参与了隐田案的南州布政使郭兆卿根本不敢造反，于是趁着刘铖等人袭杀田文镜之时乘船北上，跑到了旧港南海府将南州叛乱的事情告诉了李嗣乾。
　　
　　得知消息的李嗣乾当即上疏，同时派船只前往南州东州府（新西兰）。
　　
　　好在东州府距离南州甚远，不仅没有参与“隐田案”，更没有与刘铖等人同流合污。
　　
　　三月十二，田文镜逃回南海府，同时刘杨之乱的消息传到北京。
　　
　　得知情况的永昌皇帝着黔国公沐桢率南军平叛，海军协助。
　　
　　三月二十，南军都督、黔国公沐桢抵达交趾，并调集交趾、云南、广西、广东、旧港等五省兵马出征，海军南海舰队协助兵马渡海前往旧港东山府（新几内亚）。
　　
　　四月初十，沐桢领五省十五营兵马，联合南海舰队约五万众在东山府南安港誓师，并命人散播消息，称“良者按兵不动，犯事者降之则不杀”。
　　
　　直到这时，北港军民才知道刘杨叛乱。
　　
　　十一日，大军渡海，北港军民开港迎王师，大军毫无阻碍便登陆了北港。
　　
　　同时，南州各地军民也按照沐桢所说的一样按兵不动。
　　
　　他们这样，当即就急坏了刘铖与杨崇、吴坚这一群隐没了大量耕地的将领官员。
　　
　　二十日，当沐桢率大军抵达合浦府，驻扎合浦的兵马绑了刘铖与杨崇、吴坚的心腹，同时急忙打开城门欢迎王师。
　　
　　二十三日，得知沐桢占领合浦县的过程，刘铖与杨崇、吴坚大惊，当即带着六百余名心腹，在九真府（悉尼）港口劫船而走。
　　
　　一艘装满金银珠宝的轮船与三艘轮船成为了他们的居身之所，一路向西逃亡。
　　
　　二十四日，发现刘铖等将领不在的一名士兵大胆打开了刘铖府邸大门。
　　
　　在发现刘铖及其家眷不见后，他们急忙派人去通知合浦县的沐桢。
　　
　　二十七日，沐桢得到消息后连忙上奏皇帝。
　　
　　三十日，宁明县守将上报，称看到四艘轮船向西而去，沐桢得知后，连忙派南海舰队向西追击。
　　
　　五月初三，得知南州收复、刘杨逃跑的永昌皇帝朱和垠下旨令海军都督林亮围剿刘铖、杨崇。
　　
　　五月二十七日，昆仑监察使司东平知府上奏，称皇店海商在东平府南部发现叛贼踪迹。
　　
　　六月初五，海军都督林亮率大西洋舰队在昆仑府南部（好望角）遭遇刘、杨，下令炮击。
　　
　　当日，刘铖中炮殒命，杨崇跳海溺亡，吴坚自刎而死，自此闹了几个月的刘杨之乱彻底平息。
　　
　　严格来说，这并无法称之为一场叛乱，因为刘、杨、吴三人并没有能够严格御下的能力。
　　
　　除去与他们同流合污的中高层将领外，大部分基层军官和士兵都对大明的信任胜过统帅。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追其根本可以追溯到天启年间齐王定下的军区换防制。
　　
　　这个制度被很好的保持了下来，因此军中也有“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说。
　　
　　几乎每三到五年，五军都督府的军队就会遭遇轮换。
　　
　　除总兵以上的将领位置基本不会变外，其余参将、守备、总旗官、队正、伍长等中层、基层将领和士兵都会遭遇一次大洗牌。
　　
　　加上随着人口增多，年轻一代身高力大，而当兵吃饷又十分受人尊敬，收入又高，因此选兵要求也十分严格。
　　
　　天启年间，乾圣皇帝朱慈燃尚为监国太子时，他便进一步将军中士兵的退伍年龄严格到了三十岁以下。
　　
　　到了乾圣年间，他又将选兵要求中的学历、身高、耐力都做出了提高。
　　
　　学历不得低于中学，高低于五尺四寸（172.8），一刻钟不得低于六里。
　　
　　仅是这两条，就让许多人望而却步。
　　
　　因此，到了永昌年间，能参军的人，放在诸藩那都是能上马当兵，下马为官的存在。
　　
　　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对政治的见解，因此不会像古代的士兵一样，愚忠的听从将领的命令。
　　
　　在这次的事件中，南州驻扎的南军士兵也用行动向国朝内部的许多野心家证明了一点，那就是短期时间内在大明搞武装斗争，策反军队是不可能实现的。
　　
　　除此之外，百姓的态度更让那些野心家看了到大明不可撼动的地位。
　　
　　面对刘、杨、吴三人指挥兵马司士兵、刑部衙役征粮，大部分百姓根本就不予理会，甚至劝说相识的兵马司士兵和衙役偷偷躲起来。
　　
　　这样的做法，让手握兵权的三人除了自己的那部分心腹外，几乎调不动任何一支成建制的百人队伍。
　　
　　哪怕是那些玩笔杆子的地方官员，面对他们的尖刀利刃也毫不害怕，大明文官的武风早就在天启年间就养成了。
　　
　　这些种种，都是刘、杨、吴三人叛乱闹成笑话的因素。
　　
　　不过，大明也不是绝对的没有问题。
　　
　　例如此次的锦衣卫卫指挥使吴坚扯旗造反，南州锦衣卫内部居然没有一个人提前通风报信，而是要靠参与了隐田案的南州布政使郭兆卿来报信。
　　
　　如果郭兆卿不报信，那等田文镜脱险前往南海府，随后再上奏的话，恐怕刘杨之乱就真的“乱”起来了。
　　
　　因此，当刘杨之乱诸多将领在海战中伏法的消息传到京城后，永昌皇帝朱和垠当即便下令旨将三朝元老的锦衣卫都指挥使陆元高解任，同时加封其为河阳侯来安抚其心。
　　
　　九月初五，滕王朱怡铟执掌锦衣卫，皇帝着其清查锦衣卫，同时命东厂太监萧滕自查东厂。
　　
　　初十，皇帝着左都御史田文镜遥领南京吏部尚书，继续巡查天下，并调上直的保定营前往保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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